1918年冬天，青年毛泽东与鲁迅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仅差一步未能相遇，日后却因为彼此的谈话重新连接在一起。那时，毛泽东刚从湖南来到北京，受李大钊的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，虽然工作低调，收入有限，但接触到许多新思想，使他开阔了视野。毛泽东曾前往绍兴会馆拜访鲁迅，但恰逢鲁迅外出，只与其弟周作人短暂交谈，两个未来将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就这样失之交臂。

当时，鲁迅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家，而毛泽东仍是一个普通年轻人，身份和追求截然不同，谁能想到这次未果的相见会在多年后被茅盾提起。1926年，在国民革命氛围中，茅盾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，毛泽东则担任代理宣传部长，二人因此有了直接合作的机会。尽管办公环境狭窄，工作节奏却十分紧张。毛泽东不仅满足于文书处理，常常深入农村进行调查，关注农民的真实生活和土地问题。茅盾发现，毛泽东并不以知识分子自居，而是用简单的语言询问最具体的情况。

有一次，茅盾问毛泽东为何频繁去乡下，毛泽东回答：“不去那里，情况就摸不清。”这看似平常的话反映了他与茅盾的观察方式差异：茅盾通过文字和社会现象理解时代，而毛泽东则从社会底层入手，寻找政治行动的基础。后来，中山舰事件引发了紧张局势，茅盾被迫离开广州返回上海。在告别时，茅盾从短暂的合作中看到了一个与书斋文人不同的毛泽东，他更注重真实的调查和行动。

1931年，在一场文化聚会上，鲁迅与茅盾谈及毛泽东。鲁迅了解到毛泽东就是那位曾在图书馆工作的湖南青年，便询问他的能力与风格，茅盾给予的八个字：“他是救世，我是弄文。”虽然这些字句在不同的回忆中不见一致，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们各自的追求与道路。茅盾并非仅对比两者的成就，而是划清文学与政治实践的界限。茅盾的创作深刻记录社会变革，而鲁迅则以尖锐的笔触解析国民精神。与毛泽东相比，两人主要通过思想和文字参与时代，而毛泽东则是通过组织和斗争试图改变现实。

鲁迅对此避而未谈，因他与毛泽东从未真正会晤，了解的多来自报刊和朋友的转述。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消息传至上海，病中的鲁迅联名发电祝贺，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期待。他于同年去世，年五十五岁，这封电报成为他与革命队伍少有的直接联系。

鲁迅去世后，毛泽东依旧多次讨论他的文化地位。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，毛泽东把鲁迅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，称其方向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战斗性。尽管延安的条件恶劣，毛泽东仍未停止阅读，鲁迅的作品成为他反复研读的对象。因此，那八个字的深意不在于“救世”的夸张，而在于茅盾看到了一个逐步走出文字界限、深入社会深处的毛泽东。鲁迅与他擦肩而过，而茅盾曾近距离观察，二人都留下了对毛泽东的判断：他面对的不再是文章与思想，而是时代的根本变革。